司马光说：“国家之治乱本于礼，礼之为物大矣！用之于身，则动静有法而百行备焉；用之于家，则内外有别而九族睦焉；用之于乡，则长幼有伦而俗化美焉；用之于国，则君臣有序而政治成焉；用之于天下，则诸侯顺服而纪纲正焉。”司马光完整地论证了“礼教”在中国传统政治原则中的核心地位。

礼之为礼，在于进退举止的规矩。礼仪表现为形式，就是具体的礼物。而体现的实质，在于以礼品的外在实物致达自己的敬重之情，深层的行为基础就是以谦卑的态度，躬致内心深切的敬意。

“礼也者，反其所自生。乐也者，乐其所自成。是故先王之制礼也以节事，修乐以道志。故观其礼乐而治乱可知也。”（见《礼记·礼器》）因此，孔子竭力推崇礼乐教化的作用，并躬身率行不辍。

政治道德

仁政与暴政的区别就在于：给予与强取。

国家政治方针的制定与实施，在于人，在于执政者的修养，在于执政者的品质，在于执政者文化精神的血脉传承。所以，君子见用，有如周公“一沐三捉发，一饭三吐哺”，殚精竭虑，心系社稷，则天下太平，社会欣欣向荣；暴君专制，有如商纣“以酒为池，悬肉为林”，欲榨取天下人膏血以肥己，搞得众叛亲离，国无宁日。

五千年华夏文明史，一以贯之的精神就是：共享和平，即民和政平。我们既不想侵略别人的土地，也不想占有别人的资源；既不想垄断别国的市场，更不想左右别国的政权；既不想控制别国的经济命脉，也不愿无偿攫取别国的财富；既不想侵吞别人的劳动果实，也不愿如小偷觊觎别人的花园。我们崇尚和平，继承先人的血脉，建设自己美好的家园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古老的中华文明犹能传承至今。和平与发展，是永远的命题。

季氏将伐颛臾。冉有、季路见于孔子，曰：“季氏将有事于颛臾。”孔子曰：“求！无乃尔是过与？夫颛臾，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，且在邦域之中矣，是社稷之臣也。何以伐为？”冉有曰：“夫子欲之，吾二臣者皆不欲也。”孔子曰：“求！周任有言曰：‘陈力就列，不能者止。’危而不持，颠而不扶，则将焉用彼相矣？且尔言过矣。虎兕出于柙，龟玉毁于椟中，是谁之过与？”冉有曰：“今夫颛臾，固而近于费。今不取，后世必为子孙忧。”孔子曰：“求！君子疾夫舍曰‘欲之’而必为之辞。丘也闻：有国有家者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贫而患不安。盖均无贫，和无寡，安无倾。夫如是，故远人不服，则修文德以来之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今由与求也相夫子，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，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，而谋动干戈于邦内。吾恐季孙之忧，不在颛臾，而在萧墙之内也。”

周任：古代优秀史官。

季氏准备征伐颛臾。冉有、季路前往拜见孔子，说：“季氏将对颛臾有军事行动。”孔子说：“冉求！难道这不是你的过错吗？颛臾，上代的君王曾经授权他主持东蒙山的祭祀，而且是在被封的疆域之中，是鲁国的臣属呀，有什么理由去征伐呢？”冉有说：“季大夫想要这么做，不是我们二人的意思啊。”夫子说：“冉求！古代良史周任有句话说：‘能够贡献自己的力量，就任职；如果不能，就让贤。’遇到困难而不去帮助，将要摔倒而不去搀扶，那又何必用你做辅佐的大臣呢？而且你的话太过分了。放虎豹归山，把龟玉毁损在盒子里，这是谁的过错呢？”冉有说：“现在的颛臾，城墙坚固，而且接近费邑。此时不攻占，必留后患，成为后世子孙的危险。”

夫子说：“冉求！真正的君子最厌憎的是那种口是心非的伪善者。那种心里本来想要东西，却做出虚伪的推让，而编造出冠冕堂皇的理由拿去，这种人是十足的小人，是不道德的。我也听说过：有国有家的人，不忧虑财物的多少而忧虑分配不均，不忧虑贫穷而忧虑生活不安定。因为平均则没有贫富的悬殊，和顺则无所谓多与少的差别，生活安定则没有覆灭的后顾之忧。诚能如此，即使远处的人不服从治理，那么就以修治文明的德行吸引他们来悦服。既然招徕他们，就安置他们，使他们安心居住。现在仲由与冉求你们二人同时在辅佐季大夫，居住在偏远的地方的人不能悦服而来，国家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危险而不能守卫，却谋划在国内发动战争。我估计恐怕季孙真正的忧患，不是在颛臾，而是在萧墙之内呀！”

何晏集解:“马(融)曰:‘周任,古之良史。言当陈其才力,度己所任,以就其位。不能则当止。’”

谢氏曰：“当是时，三家强，公室弱，冉求又欲伐颛臾以附益之。夫子所以深罪之，为其瘠鲁以肥三家也。”